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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事实中理解

——以孙悟空为例
2021-03-03 来源:今日龙泉 记者:◎ 邬晗来

  2021年1月5日,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推出了《西游启示录》系列讲座第一讲,题为《人生四境界》,其主旨围绕冯友兰所提的人生四境界展开:孙悟空在小说中,分别经历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人境界”,也就是说个体从不谙世事到追名逐利,再到道德约束,最后到物我无碍,对应了人在社会成长中的不同阶段。

  再翻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在1972年写就的序言里可以读到这段话:“对孙悟空这个形象,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进行批判分析。一方面要看到他的斗争,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要看到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上,也深深地打上了作者的思想烙印,具有严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大闹天宫、大闹地府时,虽然表现了他对玉皇大帝和阎罗天子的蔑视和反抗,但在他的头脑里,还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制度和封建皇帝的思想。这正如他一个筋斗云,可以翻出十万八千里,但却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心一样……”

  这两种对于孙悟空性格的不同解读,不禁让人发问:哪一种比较合理?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不太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习惯,看起来比较生硬,这大概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西游记》将该篇序言换掉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能意识到,当下社会并不流行上世纪七十年代意识形态语言,并且,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下判断两种解读的优劣,是以当下人们所思所想为标准的。同理,如果我们置身于马列主义盛行的七十年代,冯友兰建立在中国传统价值上的人生观,是不是站不住脚了呢?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在七十年代,后一解读比较正确;在强调国学复兴的当下(且不论此国学是不是彼国学),前一解读比较有市场。依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问题:文本解释的有效性是否与时代背景相关?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暂且抛开小说不论,单单考虑和它无关的这么一句话:“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这句话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反讽的语气说它,以表达愤世嫉俗的情感。我们也可以用陈述的语气说,这样看来,表达了对我们所在世界的高度满足。但仔细想想,一个最好的世界是不是不可能变好了,那么不可能变好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好的世界?为了确定一个看起来简单易懂的句子的具体含义,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句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说出的,说这个句子的人经历了什么,抱着怎样的心态。

  理解一个简单的句子已然如此复杂,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甚之。陈寅恪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论道:“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只看别人说了什么,而不看在什么具体情况下说,以及伴随着这些话语的行为,而试图强行理解,那就是没有靶子乱放箭。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继续写道:“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也就是说,理解古人作品,从古人所处的时代出发,了解古人的思维和行为,而不是以今人的角度穿凿附会。接着,他指出冯氏著作的不足:“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换言之,冯友兰带着今日哲学的成见去编写《中国哲学史》,犯了历史研究的忌讳。

  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语境中的孙悟空。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之后性格发生了极大转变,从叛逆者变成了护法僧。前者可以称之为齐天大圣,后者可以称之为孙行者。“行者”在这里是一个佛教专用语,指游方僧人,《水浒传》中的武松也是借着这个宗教身份来躲避官府通缉。关于孙悟空这个人物的原型,有两种理论,恰好对应了“齐天大圣”和“孙行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本土论”,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外来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编提到了《古岳渎经》中记载的大禹降伏淮水水神无支祁,后者貌如猿猴,正是孙悟空的原型,而前者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逐渐演变成僧伽,最终故事变为如来佛降伏妖猴。此外,“齐天大圣”这一称号也非凭空而来,元末明初在福建流行着一种淫祀,也就是不受官方正统承认的民间崇拜,供奉齐天大圣和他的兄弟通天大圣。齐天大圣在这里以妖猴的面貌出现,人民拜祭他是为了请他不要在民间散播灾祸。此外,单从文学的角度看,在古代中国也存在着有关妖猴为非作歹的叙事传统,上溯至《山海经》,下至唐传奇、宋话本及元杂剧。

  胡适则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他神通广大,帮助毗湿奴的化身罗摩打败了魔王。这个神猴的角色是通过佛教传入中国的。印度婆罗门教先于佛教存在,后者是在前者的巨大影响下诞生的。《罗摩衍那》作为婆罗门教重要史诗,必然会影响佛教经文中的故事的形成,所以我们在佛经不难找到护法猴的形象。“孙行者”就是护法猴形象的典型例子。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影响,白话小说的兴起,就和佛教的流传关系重大。在口头文学兴起之前,士人们都用文言写作。佛教为了在普通百姓中传教,采取用故事解释教义的策略,并用白话文将这些故事记录了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白话文就是在敦煌卷子里找到的唐代变文。在唐代以前,我们只掌握古人所用的书面语,对他们的口语所知甚少。所以,陈寅恪说:“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当今存世的西游故事的最早版本题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中没有大闹天宫这一情节,也没有孙悟空这一名字,只有护法猴行者,足以证明佛教故事和孙行者的渊源,而取经护法的神猴并非中国本土的妖猴。而融“齐天大圣”与“孙行者”为一体的“孙悟空”,是民间小说家一代又一代创作敷衍而成的,其存在是中印文化交融的见证。

  最后回到本文的出发点上来:如何理解一个文本。在了解了孙悟空这个角色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之后,再反观开头两种解释,我们可以如此发问:在这两种解释中,暂且搁置其中一些事实性硬伤,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西游记》小说本身呢?有多少成分是解释者自己的想法在小说上的投射呢?七十年代的解释可能比百家讲坛的解释离原著更近一点,但也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此外,一个解释的接受度由什么决定?可能和时势有关,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流行着对《西游记》不同解释,比如清朝盛行道教内丹解释,在今人眼里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也可能和权威有关,比如被邀请到央视百家讲坛的专家讲的话产生的效果和一般人讲的话自然不同,而其持论高明与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某种解释并没有紧紧贴合原文,人们也难以指出它的错误,那它能不能被接受,其实与文本无关,它流行与否取决于解释者的口才,或用一个时下流行的概念“话术”,以及外部的文化条件和权威支持,比如说它讲出了人们想听的东西,或是讲出了权力体系希望让大家听到的东西,自然会受到欢迎。

  为了避免落入没有事实支持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话语之争,理解一个具体的文本,需要实事求是,不以今度古,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不然,那就是打着他人的幌子讲自己的观点,挂羊头卖狗肉,夹带私货。这一态度可以用来娱乐消遣,但不应出现在严肃的知识传播中。

  作者:邬晗来,龙泉人,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浙江师范大学任教。

编辑:季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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